原创 远望智库预见未来 战略前沿技术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应当充分体现“五大特性”
谭云刚
2020年3月27日
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规划和武器装备建设规划，很少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优势资源纳入这些规划中。导致非公有制主体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范围有限、领域较窄、层次不高、比例较低、影响不大。
如何突破公私分立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军民分离的结构性矛盾和权利规则机会不平等的政策性问题，建立健全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国家治理能力;如何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产品、资金等资源，尤其是70%的技术创新成果，增强国家科技创新力、社会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竞争的倒逼与推进作用，深化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制机制改革，是编制好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不能回避且必须研究解决的三大难题。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调整改革，应当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必须尊重历史，从计划经济体制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刷新思想;立足现实，从研究解决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中寻求突破;放眼未来，从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确定发展战略、目标和路径。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需求牵引，一体发展原则。依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和人民消费升级需求、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供给侧结构改革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应用，形成国家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二是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原则。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组织的专业属性和创新成果的价值导向，创建持续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坚持科学技术创新与管理制度创新两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互促进，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有机统一;构建公私混合、供需结合、军民融合的组织领导体制、工作运行机制和政策法规制度;大力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促进科技与经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深度融合。三是政府引导，协调发展原则。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引导国内外的多元投资、多方技术、多种力量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用市场手段优化军地资源配置，深入挖掘企业资源禀赋，形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格局。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体现战略性——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前瞻性——把握未来世界政治形势、经济格局、军事斗争、科技前沿、文化发展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趋势;系统性——规划目的性、必要性、可行性、先进性、经济性、指导性的统一;结构性——传统产业和装备、新兴产业和装备、未来产业和装备的经济结构优化与调整;效益性——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十四五”期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还应当充分体现“五大特性”。一是开放性。让全世界的顶级人才、科学思想、原创发明、高端装备、治理经验为我所用，提升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二是竞争性。让尽可能多的计划项目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中由最具实力的竞争者获得，防止与约束因大量行政审批引发的权力寻租等违法违规行为，使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值得的领域，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三是融合性。让全国所有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优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使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建立在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最先进的技术、最可靠的质量、最便利的资金、最有效的治理基础之上。四是创新性。改革陈腐的封闭的过于保守的观念、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激发和鼓励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让一大批新观念、新原理、新创意、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充分涌现，使科技兴国强军富民的战略思想，在14亿中国人民心中、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推动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管理由封闭向开放、计划向市场、垄断向竞争、分割向融合、守旧向创新的历史性转变，实现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五是预见性。充分发挥规划计划的预防功能，科学预测可能发生且可以预防的给国家和人类未来公共安全带来的种种危害与危机，制定以预防为主、预警先行的应急法规和预案，最大限度地提高预防效能，降低危机风险。
一、开放性
开放，是世界所有曾经强大、现在强大、未来强大国家发展进步的显著特征，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2019年中国外贸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人民币(1950年为11.35亿美元、1978年为206亿美元)，占GDP总值的仅三分之一;二是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太阳能电池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5.3%、26.3%、47.5%;三是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外贸总值的42.7%，出口占比超过50%，首次超过外企成为中国第一外贸主体。这三大特征昭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最大限度地对外开放，除了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外，其他所有领域尽可能地向所有国家开放。充分利用国际人才、技术、产品、装备、资金、信息等资源为我所用，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事业持续、稳定、开放发展。
抓住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带来的历史性机遇。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中国在金融、贸易、政府采购等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特别要求：“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进程。”一旦加入该协议，一方面，我国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采购尤其是科技领域的相互交流与深度合作，最大限度地学习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军转民、民参军的成功做法，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加快推进中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同时，在高强度竞争中塑造引领者、培育创新者、固牢优势者，警醒忽悠者、驱赶劣势者、淘汰落后者。
放眼世界，以“一带一路”为牵引，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截止2019年上半年，贸易总额：中欧3379.9亿美元同比增长11%，中国-东盟2918.5亿美元增长10%，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2583.3亿美元，同比下降9%。四年来，中国首次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19年上半年外贸形势看，“一带一路”对中国进出口拉动作用极为明显，高于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可见，中国与全球的贸易结构正在改变，全球科技资源、人才链、产业链、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我们必须适应这些新的变化，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亚洲投资银行”“5G产业联盟”等全球性、区域性、产业性国际合作组织，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步伐。高举开放发展、融合发展、和平发展旗帜，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贸易关系，构建开放、共建、包容、均衡、普惠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和世界经济共同体，为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面对现实，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在全球针对主要经济体发起的贸易摩擦，已经持续近三年，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先后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2019年12月13日，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即将签署生效。特朗普总统要把美国透支自己服务全球的理想主义全球化转变为牺牲他国服务美国的利己主义全球化，利用其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世界警察的美军和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采取刺杀、恐吓、威慑、诱骗、极限施压等多种手段，逼迫他国就范，形成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治强权、经济集权、军事霸权态势。一场以夺取经济主导权与金融控制权为核心的世界大战已经悄然打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与全球反对贸易霸凌行径和单边主义的其他主要经济体紧密合作，开辟新的经济合作领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与动能，共建共享合作成果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竞争性
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质量效益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也是防止寻租腐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这里可以用我国高铁与汽车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式所产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来印证。高铁通过全球竞争方式，以不到1000亿元的代价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成为上到国务院总理、下到普通百姓引以骄傲与自豪的中国品牌和名片。汽车通过行政审批方式，花了至少60万亿元，而什么核心技术也没有得到，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凡是竞争方式发展起来的产业都比较好。没有竞争哪来的竞争力。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最大限度地竞争，充分发挥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竞争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逐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由指令性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法律、大数据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的转变。
建立充分竞争、科学评价、有力监督、有效激励的运行机制。按照“应融则融、应竞则竞，融竞并举，相互促进”的原则，除了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和特殊项目外，其他所有计划项目，一律通过市场竞争择优产生项目承担主体，全面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和稽查审计制。一是改革完善政府采购行政审批制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动态管理制度和装备竞争性采购项目负面清单制度。明确不宜竞争或目前暂时不具备竞争条件的政府采购项目清单。除了负面清单项目实行单一来源采购外，其他所有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开展竞争性装备采购,分别制定单一来源采购计划和竞争性装备采购计划，优先采购和持续使用军民龙头企业的创新技术和产品。二是建立完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政府投资、免税、贷款、定价普惠政策制度。对于适用竞争性采购的技术、产品、服务项目，面向所有不同所有制主体，开展同条件、同标准、同要求的公平竞争，尤其要加快建立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进入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直接通道与机制。三是建立竞争激励和保护制度。对于竞争主体少、尚未形成稳定竞争格局、技术或者产品专用性强的采购项目，或竞争失利方自筹经费、形成实物型或创新性技术成果的项目，可以通过项目补偿、分包补偿、经费补偿等方式获得竞争保护，鼓励和扶持竞争失利方继续参与后续竞争。
三、融合性
融合，是集聚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状态的经济社会形态，熔化而成的一种更优更具价值的新的生态。融合不是简单的物理组合，而是复杂的化学反应。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充分体现融合要求，以兴国强军富民为目标，加快建立健全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组织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应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国家治理能力。
长期以来，由于所有制观念的禁锢、计划体制的束缚、垄断格局的限制、政策标准的制约、准入门槛的阻碍和信息通道的隔离，我国公私合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艰难推进，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建设步履维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必须将包括优势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主体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资源，纳入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纳入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国防科技工业与武器装备建设规划计划，使所有为提供国家公共产品、技术和服务的不同所有制主体，拥有同等地位、权利和机会。集中全社会力量推进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公私分离、军民分离，以及新兴科技、新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封闭分散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形成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组织建立战略性新兴领域公私混合的新型“国家队”。抓紧组建各个领域尤其是战略性新兴领域，由国有领军企业和民营“隐形冠军”企业混合组成、由国有军工企业和优势民营企业融合组成的真正的“国家队”(如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与大唐电信、紫光集团、清华同方、统信软件深度融合，英特尔、谷歌、微软、苹果还会那么牛吗?一汽、二汽、上汽与比亚迪、吉利、宁德时代深度融合，特斯拉还会那么火吗?)。在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核心芯片、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技术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瓶颈突破，科技企业加速孵化、研究成果高效转化等方面，形成自主创新、自主可控为引领的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新格局;解决由于贸易摩擦、“科技冷战”造成的引进国外领军人才、先进技术、高端装备与产业升级的困难，打赢美国对中国工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升级、中国经济向世界价值链中高端挺进的阻击战。培育造就一大批高性能集成电路、下一代通信、人工智能、信息网络安全、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新通信等新兴领域的“领头羊”;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独角兽”，以及一大批拥有专精奇特新技术新工艺的“小巨人”。
加快推进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着力推进金融、电信、石油、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公私混合所有制改革,特别是新型基础建设项目可以更多地采用PPP模式。中国联通与腾讯、阿里巴巴、光启的成功混改就是一个重大突破。“十四五”规划会有更多期待。
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步伐，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任主任。这一重大决定，再次向世人昭示，军民融合是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战略，是兴国之道、强军之策、富民之举，利党利国利军利民。军民融合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国家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丰厚的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同时，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形成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未来30多年，是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军民融合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是实施政治建军、科技强军、改革兴军、依法治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一流武器装备的新时代。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重大举措。
军民融合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采购、人才培养、军队社会化保障、国防动员六大领域，以及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六大新兴领域，主要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人才、技术、信息、资金六个方面的融合，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改革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实现兴国强军富民的战略目标。
确立国民经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战略和目标。按照需求牵引、技术推动，计划调控、市场竞争，扩大开放、合作共赢，激励创新、确保打赢的基本原则，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既要制定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非国有经济主体，参与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战略规划、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法规政策，又要制定吸引世界各国科技领先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与产品参与我国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策略和路径，使我国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真正建立在全国乃至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质量水平之上，逐步实现我国工业发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目标，全面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和世界一流军队。实施差异化竞争和不对称发展战略，率先推出具有独特价值和创新特征的领先科学、技术和装备，逐步化解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存在的“四强四弱”(外延性发展动能强、内生性发展动能弱;中低端产业发展能力强、高顶端产业发展能力弱，仿制生产能力强、自主创新能力弱;机械化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强、信息化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弱)的结构性矛盾，铸造世界一流武器装备，打赢未来任何强敌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发起的现代化战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立健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举国体制。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组织领导管理体系。随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设秘书局、战略规划局、协调局、政策法规局)的组建与运行，2017年底，3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相继组建完成军民融合领导机构，标志军民融合战略实施的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形成。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武器装备建设与军队后勤保障管理体制，将目前国防科技工业管理局、军委装备发展部和后勤保障部三大管理部门，调整组成中央军委武器装备管理部，统一领导和规划管理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与后勤保障工作，提高武器装备建设质量和整体效益。调整改革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科研项目计划管理体制。将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人才、技术、资金、设备、信息等优势资源，纳入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规划计划，调整改革不适应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和有碍民参军的生产关系，从源头上彻底解决军民分离问题，彻底解决80%以上的军民两用科学技术(华为的5G通信技术，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的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比亚迪、卧龙集团的新能源、新电机技术，深圳光启、苏州赛菲集团、江苏恒神的新材料技术，中芯国际、寒武纪的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等等)、基础建设、装备建设等领域的分散管理体制导致的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提高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质量与整体效益，实现国家一份投入产生两份、甚至多份效益的军民融合新目标。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双向投资管理体制。对关系到国防工业生产力布局和装备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项目投资，必须服从国家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投资项目，必须由国家投资控股，并在国家计划调控下进行;而对具体的投资活动管理，则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装备建设规律的要求。对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一般性的投资项目，可运用市场调节和竞争机制，放给企业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受国家计划调控的有限竞争类国防工业和装备建设投资项目，也要实行项目负责制和投入产出挂钩的投资包干责任制。
建立健全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体制。一是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中统一领导下，成立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管理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牵头，会同国务院其他部门组成的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动员组织体系和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牵头，会同中央军委其他部门组成的国防动员组织体系。二是健全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完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属地管理、分类分级实施、依法处置、规范操作、高效运行的国家和地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主要包括联防联控机制、应急管理培训与协同演练机制、资源动员与调剂机制、重大风险研判决策监管机制。三是完善法规制度。完善国家和地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立即报告制度、事件性质研判和决策制度、应急响应制度、应急管理协同推演制度。通过对可能发生的涉及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情景想定、模拟推演与实战演练，不断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行动预案。
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政策法规。抓紧制定出台基本法律。抓紧制定出台军民融合发展法，武器装备采购法、武器装备军民一体化科研生产和维修保障法。明确军民两用人才培训，军民两用网络信息系统、安全保密系统、物联网系统，机场、铁路、公路、码头、医院、油库建设与使用管理办法。彻底清理阻碍民参军尤其是阻碍军品市场竞争的现有法规标准。清理、修订影响民参军的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和行业企业标准，建立完善军民融合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军民两用技术体制、质量管理制度、成本管理制度、服务保障标准等。
调整改革资金融合政策。充分发挥近2万亿国家科技投入政府基金的基石作用和对市场技术资本的引导作用，让更多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到技术资本市场，让低流动性的技术资本再转变为高价值和高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向内生型经济转型的科技金融动力引擎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动力引擎，实现经济增长不再依赖边际效用递减的投入方式，而是通过科技创新从供给端创造新需求的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发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统筹协调职能，统筹规划与集中使用国家军民两用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国家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战略大后方建设资金，以及重点地区和行业军民融合产业基金。集聚全国全军相关领域顶级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全力攻克一批长期制约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的短板、瓶颈难题，化解一些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大潜在风险。此外，融合“七费”(武器装备科研费、购置费、维修管理费、阵地建设费、使用保障费 与国防科研条件保障费、生产技术改造费)的统一使用管理，制定面向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七费”管理办法。
加大金融政策扶持力度。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工业混合所有制改制、股份制改造和资产证券化进程，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尽快打造由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领军人才融合而成的真正的“国家队”。建立专业的军民融合股权投资、成果转化、贷款担保服务机构，量身定做激励技术创新、化解新兴领域重大项目研制风险的金融(保险)产品和服务方式，扶持所有推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不同所有制主体共同成长，为军民融合产业化发展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完善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投资管理办法，最大限度地利用民营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的资金，服务于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
建立完善适应价值规律、装备建设发展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制度。遵循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对拥有独立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对提升武器装备作战使用效能的高价值装备，给以必要且适当的价格倾斜，激励国防科技工业加快技术创新，促进高技术装备的发展;遵循技术决定价格的规律，加强装备技术的先进适用性论证和价值工程分析，确定合理的目标成本价格。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国防科技工业和装备建设的促进作用，重视现代高技术研发的软件和人力成本，通过灵活的定价办法使自主创新投入的“倍加”的脑力劳动和软件成本能够得到补偿，以激励研制和生产创新。建立价格激励机制，合理确定客观反映装备作战使用价值的价格构成，鼓励承制单位自觉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建立国防科技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开展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估，对技术先进、特别顶用、能够明显提升装备体系战斗力的技术或产品，按照物有所值原则给予奖励性的合同定价。积极摸索适合于装备科研、生产、维修等不同阶段和装备不同性能、质量特点、采购数量的多种形式的计价管理办法，体现优质优价原则。
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一个主要、七个重要”对民营企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推进民营企业发展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强调指出：“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习总书记讲话后，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19年10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出台了一系列降税减费、贷款优惠、财政支持、创新激励的政策措施，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伴随党和国家民营经济发展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政策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我国民营企业2700多万家，注册资本165万亿元，上缴了全国税收的50%、创造了60%的GDP和70%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提供了80%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和新增就业岗位。华为、比亚迪、吉利、宁德时代、阿里巴巴、滕讯、百度、小米、京东、苏宁、光启等民营企业，代表未来新技术发展、新商业模式、新经济形态、新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引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先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开放，向中高端挺进。
全国15万家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目前，只有近3000家参与了国防建设;20多万项军用技术和产品，仅解密发布了近万项。军转民、民参军的潜力巨大。“十四五”发布的军转民用技术和国防专利会成倍增加，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提升。2014年以来，军委装备发展部牵头举办了五届军民融合高科技装备成果展览，展出了1100余家高科技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非军工国有企业的6100多项高科技成果;还有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暨中关村三届新兴领域专题赛和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发掘了民营企业上千项先进技术成果，以及“十四五”期间还将展出更多更好的高技术装备成果，为充实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供了优势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国防建设很好的样板与储备，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四、创新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是创造一流武器装备、打赢未来战争的根本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走过了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漫长历程。面对世界政治形势、经济格局、军事斗争、科技文化领域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充分体现改革创新要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确保规划任务的全面落实和圆满完成。
认真总结我国计划体制(1949—1979年)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不久，在科技资源稀缺、国家经济实力较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全面封锁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计划高度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技创新活动，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突出的成就是建成了156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和青蒿素，培育形成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和顶级科技人才队伍，奠定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后40年改革发展的深厚基石。
立足国内，以激发微观经济活力与动能为核心，加快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几十年，从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收效甚微，至今没有找到改革的关键和钥匙。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企业、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企业、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企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企业、经济发展的效益在企业。因此，夯实企业发展基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释放企业新旧动能，应当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企业发展基础和创新活力来源于企业人才，而中国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人才绝大多数集中在党政机关、国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军工集团，最需要人才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却很少，这是当今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活力与动能不足的根本原因。我们的规划项目流、资金流、信息流都比较顺畅，恰恰对实现规划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才流呆滞严重(从人力资源配置上，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我国科研队伍中一半以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0%以上的“杰青”都集中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之对照的是，截至2016年，全国177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只有9名“杰青”、71名“千人计划”入选者)。一方面，要按照中办国办《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大力鼓励党政机关、中央企业、国有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军工集团的人才流向优势民营企业，夯实微观经济基础，增强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加强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领导与管理，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健全平等保护的法制环境，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建立健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工程技术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协同发展、创新发展的组织机构、政策制度、规划计划、资源保障体系和“五大”机制。建立跨国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专业的科技创新组织领导管理体系，推进科技创新的大开放、大联合、大发展;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独特优质产品、先进工艺技术或资金参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混合所有制改革，集中全社会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建立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进入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的直接通道与竞争机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驱动关键技术的突破;调整改革有碍科技创新的生产关系和政策制度，从源头上彻底解决80%以上的军民两用科学技术领域的分散管理体制导致的重复投入与资源浪费问题，提高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业与武器装备建设质量效益。
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机制。一是政学研产用协同创新机制。聚焦基础科学项目、重大技术项目、关键共性技术、关键工艺项目、前沿引领技术、应用型技术，建立健全政府和军队需求牵引、院校和研究机构科学研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设计生产、政府采购与军队采购使用支持的科技教育创新政学研产用协同创新机制和创新成果收益共享机制。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作攻关，联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攻克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创新、人才流动全流程创新链与产业链。二是新业态新模式孵化培育机制。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新兴产业的加速转化(高性能集成电路技术每两年更新一次，全球科技知识每四年更新一次)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分布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新兴领域颠覆性开创性革命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催生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生态。具有强大赋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通用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正在推动传统工业向 “新四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定制化)发展。5G、网络安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卫星导航等新型基础建设领域，是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实施PPP模式最具潜力的领域，是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新业态，加快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是推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打造新兴科技企业孵化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产业升级平台的重要支撑。三是持续长效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持续的人才保障、技术保障、设备保障、资金保障、信息保障、政府与军队持续采购保障机制;设立产业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四是特事特办与快速响应机制。遇到战争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其他特殊性、探索性、应急性、法律法规未定性且对科技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事项，启动特事特办与快速响应机制(立即发生发现、立即报告、立即处置、立即评估、立即闭环)。
制定与落实激励科技创新法规政策。抓紧制(修)订遵循科学规律(实践性、必然性、系统性、渐进性、不确定性、可持续性)、体现创新精神(理性与沉淀精神、求实求真精神、批判和怀疑精神、创造与探索精神、改革与创新精神、平权与团队精神、奉献和人文精神)、突显社会价值(科技创新回报与成果价值匹配)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在思想观念、资源配置、人才培养、奖励政策等方面，把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发展摆到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我国自然科学比工程技术落后，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比自然科学更落后的局面。国家通过调整制定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无息贷款、保险保护、价格倾斜等政策，国防科技工业和军队装备采购部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鼓励竞争、激励创新的合同条款，着力激励那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创新成果、对推动基础科学、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发展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单位及其创造者。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创造谁拥有、谁转化谁享有” 的原则，完善科技人员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允许科技成果创造者拥有部分知识产权和长期使用权，并以法律或合同形式进行事先确权，通过转让、入股、使用费、现金奖励等多种灵活形式，实现相应回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调整改革人才管理政策制度。调整改革高端人才引进、培育、调配、流动、使用管理政策制度，制定完善人才事业发展、资金、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全面优待政策，吸引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新兴领域技术领军人才、杰出管理人才，加入科技教育创新人才队伍。对同时带来高技术项目的团队，给予更加优厚的特别政策支持。聚集世界科技精英，融合国内不同所有制主体的顶级科技人才、领先技术和优质产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和社会生产力。
坚决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管理改革的方案》《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深化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政策改革、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创新、科技创新人才激励、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科研绩效评价与奖励制度改革，建立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体系。激发和鼓励一大批科学家、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和大国工匠，以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独到之处的科学观点、独具匠心的科学发现、独辟蹊径的技术路线、独一无二的品牌价值，协同攻克硬科学、黑科学、软科学等基础科学领域的一个个“哥德巴赫猜想”，集中力量突破高性能集成电路、航空动力、人工智能等“卡脖子”技术，引领中国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协调发展，引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打造一流武器和装备，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保卫人民安全。
五、预见性
预防，是做好任何一件事情最重要、最经济、最难能可贵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重大工程装备和武器系统在设计阶段1美元的可靠性投入，可以节省30美元的制造、维修、保障费用;投入预防的医学费用效费比远远高于投入治疗的医药效费比。因此，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应当充分发挥规划计划的预防功能，总结吸取国内外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防控治理经验与教训，科学预测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人类经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可能发生且可以预防的给国家和人类未来公共安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带来的种种危害与危机，制定以预防为主、以提升我国基础设施抗灾力(包括信息网络)、国家动员力、政府公信力、舆论引导力、疫苗研制生产与使用管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公共安全预防治理的战略方针、政策法规、规划计划和行动预案，最大限度地预防过度开放、过度竞争引发的金融风险，预防虚假融合、虚假改革、虚假创新带来的信任危机，提高预防效能，降低危机风险。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使我们人类每个人的身体经受一次免疫、心灵受到一次洗礼、思想得到一次净化。我们远远低估了这次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社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和深刻影响。面对这次来无影、去无踪的新型、顶级、强壮、传染性巨大的病毒，如果我们事先有预防为主、预警先行的理念、法律和预案指引，有“立即发现、立即报告、立即隔离、立即防治、立即闭环”的应急快速响应机制，有“救人比救市”更重要的观念和措施，应该不会是今天这样的严重局面。可见，防患于未然本是规划计划至关重要的应有之意。
我国应对这次罕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我国正在建立的公私混合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强大的制度优势。本轮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大溃败(截至2020年3月24日，美国前20家上市公司市值一个月内锐减近20万亿人民币。其中，苹果减少2.5万亿元、微软减少2.1万亿、波音减少63%、埃克森美孚和花旗银行减少50%)，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世界的自私、贪婪的本性和虚化、寄生的本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走向政治倒退、经济衰退、文化消頽与社会危机，这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吸引欧美顶级人才、先进技术、高端装备、优质产品、避险资金的最好时机。
只要我们坚持底线思维、战略思维、主动思维，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