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他被有些学者称之为“最后一位士大夫”，属于文人作家的代表人物。而之前在文学史家们评价并不怎么高的汪曾祺，近年来形成了一股小小的“汪曾祺热”。
今年也是赵树理先生去世40周年。赵树理的作品作为新文学的代表，一度还被尊奉为“赵树理方向”，其影响力自然不用说，赵树理也是新中国民间叙事尤其农村叙事的代表人物。
虽然汪曾祺、赵树理两位先贤已辞世多年，但人们对他们的怀念和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从表现形态上看，一个属于雅的，而一个属于俗的；就写作的题材来看，汪曾祺描写的是南方水乡的灵动和韵致，赵树理描写的则是北方山地的厚重和悠远，可谓南辕北辙。
但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作品，发现他们之间居然有一种神奇的相通和奇妙的联系。
有趣的是，汪曾祺和赵树理一起共过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汪曾祺在北京文联的刊物《说说唱唱》（《北京文学》前身）编辑部担任编辑，后来离开北京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民间文学》担任编辑，而赵树理正是《民间文学》的副主编。汪曾祺还担任过编辑部主任，和赵树理有了较为广泛的接触。
汪后来多次提及《说说唱唱》和赵树理共事的经历，认为一个戏曲作家不学习民歌，是写不出好唱词的。
写小说的，不读一点民歌和民间故事，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
可见汪曾祺非常珍惜在《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编辑生涯。
和赵树理的交往，对民间文学的了解和熟悉，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鲁迅、茅盾、叶圣陶、李劼人等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尤其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等都成为典型人物，但受到当时启蒙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基本上是木讷、麻木的悲剧形象。
而赵树理的作品不仅带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的泥土气息，而且带来了崭新的农民形象，无论是《小二黑结婚》还是《李有才板话》，里面的农民形象不再是祥林嫂和闰土般麻木和愚昧，一改农民身上沉闷、悲凉的受迫害受侮辱的基调。可以说赵树理的小说开启中国农民形象的暖色基调。
汪曾祺百年诞辰汪曾祺的创作高峰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当时正是“伤痕文学”流行的时代，汪曾祺的同代人都是以悲剧的方式来反应历史和现实，而汪曾祺则奉行“人间送小温”的美学理想，在痛苦的人生中展现人性的光芒和爱的力量。
他的《受戒》、《大淖记事》都是写底层社会人群的生存状态的，但都以爱的暖意和人性的光辉照亮全篇。
而短篇小说《岁寒三友》直接写世态炎凉，写生活的困境与窘迫。
但小说结尾处，外面一片大雪里面三人热饮的场景，就是他倾心表达的暖——“人间小温”。
以至于他笔下的风景、民俗、俚语等都变得那么可爱，和鲁迅笔下的冷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汪曾祺“人间送小温”的文学理念形成于晚年，之前的创作比如早期的《复仇》就是一个基调相对忧郁阴冷的小说，和后来的小说是不同的两个腔调。
赵树理的创作源于民间天然的文化形态，而中国民间文化自身的乐观和发自内心的喜感，让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没有忧郁和愁苦，现在很难说当初和赵树理的交往有没有影响到汪曾祺的小说观念的转变，但两人在对待生活采取的非悲剧的痛感的美学观照方式，是相通的。
有研究者认为，汪曾祺和赵树理都是地道的“中国味”，中国味的一大特点就是雅俗共赏。
赵树理是从俗入手，俗到极致的时候，反而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雅趣。这个极致，当然是作家内心的那杆秤，审美的那杆秤。没有审美的那杆秤，就真的像赵树理说的“地摊文学”了。
孙谦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
汪曾祺百年诞辰而汪曾祺的小说曾经非常崇拜伍尔夫等西方现代派的洋气，时常透露出对西方现代派的熟稔和理解，落到笔下的时候却都是寻常的大白话，比如对《受戒》的开头，“明海出家四年了”，和赵树理的口语如出一撤，他们写得最得心应手的，都是中国小说最擅长的白描手法，洗尽铅华见真容。
赵和汪都是白描的高手，两者几乎把白描推到当代文学的高峰。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对三仙姑的白描已经成为经典：“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是借美写出了“丑”；
而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这样写巧云：“巧云十五，长成了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一个很深的酒窝。
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神有点吊，是一双凤眼。
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睎着；忽然一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
汪曾祺自己坦陈这段描写受到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种客观的白描，是中国小说的精华，两者都运用得出神入化。
此外，在给人物起绰号这样的手段，二者都有着相同的偏爱。
王国平在《从“小黑子”到“外号大王”》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比如《异秉》1980年重写的版本，出现了一个“卖活鱼的疤眼”。他得过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了一个大疤。小学生想起课堂上所学的，在“疤眼”这个外号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喊他“巴颜喀拉山”。
《草木春秋·车前子》，说张家口的山西梆子剧团有个老生演员，外号是“车前子”。虽然不姓车，他的演出无聊无趣，他一出场，农民纷纷上厕所。
大家打趣说这个人利小便。车前子这味药材恰好也是利便的，“车前子”就这么叫开了。
相比汪曾祺，人们记住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是姓名而是他们的绰号。
赵树理在他的小说中大量地使用富有太行山地区民俗风格的绰号：小腿疼、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三仙姑……比如我们现在提起《小二黑结婚》立马想到就是三仙姑、小诸葛这样性格鲜明的人物。
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其语言的魅力也是体现在这些起“名字”的能力上。
虽然都是起绰号，汪曾祺还被称之为“外号大王”，但这一点上，赵树理更胜一筹。
这也是汪曾祺对赵树理服气的原因。汪曾祺也曾经著文专门谈过《水浒传》里人物的绰号，可以说，绰号的方式是最中国化的白描手段，是白描中的白描。
《聊斋新义》单行本出版 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
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100周岁诞辰。
汪曾祺的小说深受几代读者的喜爱。作为对蒲松龄《聊斋》的改编“实验”，《聊斋新义》是比较特别的一部，1988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以来，被众多读者争相传阅。近期，由著名编剧史航策划并作序的《聊斋新义》单行本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来纪念汪先生的百岁诞辰。
“我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1988年，汪曾祺在给《人民文学》的创作谈中这样写到。《聊斋新义》是汪曾祺对蒲松龄《聊斋志异》部分篇章的改写，共13篇。
汪曾祺之子汪朗先生认为，父亲独有的清新质朴的语言魅力，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改写《聊斋》再合适不过。“新书对原著‘小改而大动’，故事和人物的描绘变得清晰明了，从现代人的哲学观念、审美视角，注入更多的生命意义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即便是细致微小的情节也能引人深思。”
作为《聊斋新义》的特邀策划人，著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坦承自己是《聊斋》的“铁杆粉丝”。他特意为这本书作序《我就是想说说我的惊奇》，在对比不同版本的《聊斋》时，史航说，汪曾祺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颠覆、重构、提升了聊斋原著故事，让这本古代小说充溢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异魅力，散发出更多时代新义。
汪曾祺百年诞辰著名学者、传记随笔作家止庵觉得，《聊斋》在汪曾祺的改写下，成就了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将古代汉语转化为简洁明了的现代汉语，人与妖的阴阳世界不再变得冲突、对立，故事的总体脉络没有多大变化，却更注重生活化和哲理性，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说起这本首次出版的《聊斋新义》单行本，汪郎先生赞叹道：“这是我们老头儿作品里面‘添料’最多的，也是老头儿出版的各种文集当中制作最精美的书之一。”的确，该书收录了汪曾祺改写的13个聊斋故事+著名美术家于受万的13幅插画+蒲松龄13篇原文+汪曾祺《聊斋新义》仅存手稿+蒲松龄《聊斋志异》高清手稿，可谓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包含多种审美体验的精心之作。
《聊斋新义》除了普通版本外，还将推出限量版本，全球限量600册，限量版图书扉页有全球唯一编号，拟请史航、汪朗两位老师亲笔签名，并钤汪曾祺印，漆口版为三面书口漆玫红色，为爱书者提供一个更值得收藏的版本。
《聊斋新义》作为汪曾祺先生第一个面世的单行本，为聊斋经典注入了时代的活力。“不埋没一本好书，不错过一个爱书人，”以此纪念永远的汪曾祺先生。
